人物斯人虽逝浩气长存老书记董朝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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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在市委小楼前与作者王运正合影)

以下此文是我于年为悼念董朝才老书记而写的。转眼间,他已逝世15年。清明将至,重发此文,祭奠先贤。

董朝才书记走了,走得太突然,太匆促,令人痛惜,令人伤感。我失去了一个可敬可爱的良师益友,温州人民失去了一位可歌可泣的老领导,浙江政坛失去了一员可圈可点的改革战将。

年10月底,是老书记董朝才最后一次来温州,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交谈。此时我生病刚从上海出院回家,听说他的到来,无论如何也要前去看望的。老书记见我一副病状,十分吃惊,询问详情,关爱之情溢于言表。而我也明显觉得,他的病情日益加重,谈吐十分费力,行动趔趄艰难。我深深地为他担忧。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此行竟成了与温州人民的永诀。他刚返杭几日,噩耗随之而至:发高烧住院—急性胰腺炎—已进重症监护室……当我们赶到杭州时,他已是半昏迷状态。我记得第二次赴杭看望,在病床前拉着他高烧发烫的手与他告别的情景,我轻声说:“董书记,好人一生平安,您会康复的”。此时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看来还是清醒的,他轻微摇了摇头,眼角挂着泪水,张了张嘴。我不禁潸然泪下。年2月20日,他真的就这样走了,“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董朝才书记是年12月中旬赴温任职的,此时的温州又一次处于“道路、方向”,“姓资、姓社”争论的关键时刻。由于在温州拼搏了5年,大刀阔斧地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的做法遭受非议、温州路子备受质疑被调走,而董的到来,上面已发出了“纠偏”的信号。我后来得知,临行前,省里有的领导找他谈话,再三强调要搞活国有企业,把温州个体经济发展迅速、国有企业落后的局面和之前市委的做法扭转过来。他是承担着一般人并不知晓的“非常使命”来温的。温州干部群众密切地注视着这位敦厚朴实、平易近人的新书记,看他在温州这块生机勃勃而又十分敏感的土地上使出什么样的施政新招。换句话说,新书记对温州模式怎么看?对蓬勃兴起的民营经济是扼杀还是支持?这是温州干部群众极其关心的根本原因,也是关系到温州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

(年7月在市委工作会议上讲话)

手托乌纱,义无反顾搞改革

董书记上任后,没有宏篇大论的施政演说,没有对温州经济路子的是非评判,只是下基层,搞调研,听各种意见,看各类典型。我是随同他调查研究的。

他到各县,察看了许多大小不一的个体私营企业,和业主促膝谈心,看到了这些企业不依赖国家投资,不依靠政府吃饭,自筹资金,自主经营,机制灵活,发展强劲的势头,深感欣慰;他看了全市方兴未艾的小商品市场,由衷高兴。当时的温州,小商品市场已有多个,规模较大就有10多个,“小商品,大市场”的态势已经形成。

他到国营、大集体企业了解情况,一连跑了十多家,我印象最深的三进造船厂。

温州造船厂是一家国有“老大难”企业,年建厂,当时有职工多人。设备陈旧,管理混乱,负债累累,连年亏损达数千万元,完全处于停产状态。进去一看,露天场地到处杂草丛生,随意丢弃的电焊条俯拾皆是,车间满地垃圾,一片令人吃惊的颓败萧条景象。新书记一进造船厂,听厂长诉说,已一年发不出工资,三年报不了药费,职工不断闹事,要求再给贷款;二进造船厂,他是带着50万元贷款资金来解燃眉之急的,厂方提出了具体方案,争取在二个月内解决几个重大问题;三进造船厂检查工作,企业外观虽然有所变化,但问题依旧,没有也不可能有实质性转变。他摇头叹息,沉重地说:“如果仍然按照这种体制搞下去,怎能搞活国有企业?不改革没有出路啊!”

经过三个月的调研,经过多次各抒己见、争论不休的座谈会、讨论会,温州的路子怎么走?人们期待着董书记的态度。那时候,温州的个体、私营经济已经占有工业的40%、商业的50%和交通服务业的80%。

保持了近半年沉默的董朝才,终于发出了经济改革的最强音──

年5月,他在市委常委会议上、全市三级干部大会上作了旗帜鲜明的工作报告,向全市干部群众发出了动员令:

“国营、集体和个体经济一起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应该一视同仁,一概支持”;

“不等、不靠、不伸手向政府要钱而能发展壮大的企业就是好企业,就是‘姓社’的”;

“老百姓想干的事,不去阻拦;老百姓不想干的事,不去强迫”……

7月16日至18日,他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连续在《温州日报》上发表了题为《试论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必然性和国营经济的主导作用》的文章,认为应该从温州的实际出发,不要片面强调所有制比例,以发展生产力为标准,全面推进全市经济的健康发展。

这不是什么气吞山河的政治誓言,现在听起来也不是令人感到震撼的豪言壮语,而只是说出了符合国情、顺应民意的真心话,部署的也只是从温州实际出发的具体措施。但要知道,那是21年前,“姓资”、“姓社”的神经绷得很紧的时候。在这个极其敏感的问题上,作为温州市委书记对此作出何种决策,将决定自己的政治前途和个人命运:要么迎合那些极左思潮扼杀温州个体私营经济而荣升,要么实事求是坚持改革而丢掉“乌纱帽”。这实际上是自私与无私的深刻较量、为已与为民的重大抉择!

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手托乌纱搞改革,体现出正气浩然的魄力和勇气!

干部群众在议论:新书记真是一鸣惊人啊!

冷却了半年的温州,又掀起了经济建设的新热潮。

(年冬与军分区司令员李前锋看望军属)

乘势而上,改革试验结硕果

温州再次迎来了新转机。年6月中旬,《中办通报》下达了胡耀邦同志在听取农村整党问题时的讲话要点。耀邦同志谈到如何实行我国农村第二大战略部署,即发展商品经济,吸收大批农业人口转移到工业上去的问题时说,在今后几十年,靠什么办法来解决?要靠两条:一是靠地方资金,即乡镇企业;二是靠发挥个体和私人经营者的才能和资金积累。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较快地发展。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一面实践,一面讨论。中央领导同志提议“在温州先试验。”

这是一个重大喜讯,温州市委为之振奋,温州干部群众为之振奋!

当务之急是制订改革方案。董书记亲自挂帅,由市委办公室牵头,汇集市委政策研究室、体改办、农委等部门,马不停蹄,加班加点,围绕“城乡一体,综合改革”的构想,用了一个月时间,拿出了温州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并上报省委、省政府。省委、省政府于年9月上报党中央、国务院。不久传来好消息,万里同志指示,温州方案可行,但中央批准12个城市还需要一段时间,不要等待,可以先干起来。

市委、市政府立即拉开了改革试验的序幕:

成立了由市委、市政府和主要部门负责人组成的7人改革试验区领导小组,由高忠勋任组长,江圣德、宋文光任副组长,陈桂莲、王运正、郑达炯、李仁续为成员,负责协调关系,研究措施,制订有关规定,提交市委、市政府决定和颁布实施。一系列工作都在紧张有序的进行中。

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温州为全国第一批改革试验区。在“先干起来”的一年多时间,温州先后制订和颁发了8个地方政策规定,对于温州的改革试验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有的规定,比如《温州市挂户经营管理暂行规定》、《温州市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和《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等,都是在国家尚未颁布有关条例法规的情况下制订的,属于全国首例,很具前瞻性和突破性。

不难想象,如果前怕狼后怕虎,不敢越雷池一步,改革试验区是无法进行下去的;等待观望,也将失去大好时机。温州就是抓住时机,乘势而上取得了改革试验的成果,。

“清谈误国,实干兴邦”。老书记董朝才的实干苦干精神,求真务实作风,时时在激励和鞭策着我。我还记得年12月31日下午,他叫住我:“老王,给你一个任务。”他喜欢叫我“老王”,尽管我那时还不算老,39岁。“明天元旦了,给《温州日报》写篇社论吧。”写什么呢?我听了他的想法,就是要表述改革试验刚刚起步,任重道远,一定要脚踏实地,认真干好。我匆匆动笔,他等着审阅,报社等着排版。年元旦,一篇题为《发扬实干精神,推进改革试验》的社论见诸报端:

“改革试验,贵在实干。实干才能振兴温州经济,实干才会迎来气象万千”;

“发扬实干精神,就是要坚持改革,锲而不舍,知难而进”;

“发扬实干精神,就是要着眼于生产力这个标准,千方百计把生产搞上去。凡是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就坚决支持,积极去干;反之,就明确反对,坚决不干”;

“发扬实干精神,就是要多干实事,少讲空话,争当‘实干家’,不做‘清谈家’。坐而论道,清谈改革,满口空话、大话,只能贻误四化大业,于国于民有害无益”;

“改革需要勇气,改革更需要实干”……

这篇社论充分体现了董朝才的求真务实精神,也表现出他那勇往直前的改革勇气。

真抓实干,硕果累累。年温州民营企业注册户比上一年增加了3倍,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欣欣向荣。

(袁芳烈、董朝才年在金华担任地委副书记)

波诡云谲,压力重重不后退

做人难,做改革者更难,做一个奋力改革的温州市委书记难上加难。这话不是明星说的,是我说的,温州两任市委书记──袁芳烈、董朝才的事例就是铁的事实。袁芳烈年便是省委常委、副省长,党的十二大中央侯补委员。他年8月到温州任市委第一书记,5年工作有口皆碑。但只是由于他大力支持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温州模式”而触及“姓资、姓社”的敏感神经,被召回省里平级安排在省高级法院任院长,从此他对经济领域失去了直接领导权。董朝才则改变了奉命来温的特定初衷,不仅不去“扭转”原来的经济发展方向,而且大踏步地继续往前走,不难想象,省里某些领导将会做出如何反应。前车之鉴,他的压力与风险不言而喻,犹如台风季节的东海航船,面临阵阵汹涌波涛,时时被推到风口浪尖之上。

一些人开始向董朝才书记发难了!

有人向他《试论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必然性和国营经济的主导作用》的文章开刀,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宣言书”,上告到党中央、国务院;

有人对改革试验区进行大肆抨击,认为是“资本主义模式”,再试下去就会“试到台湾去”,通过各种途径四处散发批判材料;

有人将在温召开的私营经济讨论会无限上纲,戴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帽子,四处搜集材料,大有“挖地三尺,刨根问底”之架势;

年下半年起,控告、批判、责难、质疑之声纷至沓来,向温州模式、向温州试验区、向董书记发起了“密集型”进攻,否定温州模式、否定改革试验区的思潮一浪高过一浪……

以事实为例:

一个叫“吴金侯”的上书党中央,认为“温州模式对全国祸害很大,温州模式实为资本主义模式,某些方面比资本主义还无法无天”;

医院医师无限夸大温州的阴暗面,编了这样一段顺口溜上告:“妓女满街走,赌博到处有,流氓打警察,共产党员信菩萨”,认为这都是改革试验区造成的;

浙江一个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一个提案,“温州自开辟试验区以来,带来资本主义影响十分严重,建议中央与有关部门组织调查组前往温州总结经验教训”;

省里召开办公会议,研究温州试验区工作,会议气氛令人心寒:指责、批评之声此起彼伏,质疑、警告之言不绝于耳,仿佛谁对温州指责得最厉害,上纲上线最到位,谁就最“正确”、最“革命”;温州好象不是浙江的一部份,而是资本主义的世界;

年10月中旬,省委一位领导赴温,住在景山宾馆,市委汇报工作就在宾馆会议室进行。董朝才汇报了工作后,此领导认真严肃地说:“改革试验要淡化了,试验区不要搞了。你们给中央、国务院打个报告,要求撤销试验区吧。”

此言一出,四座皆惊!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董书记的脸上,看他对这个极其重要而又十分棘手的问题作何回答。我着实为他捏了一把汗。

他十分冷静,回答的也十分明确有力:“温州改革试验区是省委、省政府向上报告,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我认为,改革试验以来,成绩是主要的,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如果要求撤销改革试验区,是省委、省政府的事,温州市委、市政府不打这个报告。”在这个关键时刻,他没有后退,为了温州人民,为了改革事业,他根本就不打算后退。他太“愚钝”,根本就不会考虑自己;他很明智,想到的就是人民的事业。

温州实在艰难,董朝才实在艰难。他在温州还能干多久,就可想而知了。

(年4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与温州市委领导座谈,董朝才)

坦荡如砥,艰难处境无悔言

年元1月上旬,董书记找我谈话,告诉我组织上派我到永嘉县任县委书记。要求我如何抓好全县工作,当务之急就是治理虚假广告。因为那时的永嘉,最大的问题就是虚假广告久治不愈,泛滥成灾,殃及全国,影响极坏。我们敞开心扉,一席长谈。

我在市委办公室干了9个年头,前4年任袁芳烈书记秘书、办公室副主任;后5年在董书记身边工作,87年起任办公室主任、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说实话,用现在的眼光看,我是不太适合这个岗位的,我不擅长交际,不会应酬,而且心直口快,有时还会向领导提不同意见,有顶撞之嫌。但那个时候倒没有一点不适应的感觉,反而感到得心应手,这主要原因就是他对部下的宽容,对下级的使用,扬其长而避其短。

在他的身边工作,压力再大,再苦再累,也让人感到轻松愉快,无拘无束。平时没有等级观念,平起平坐,是同事,是朋友,无所不谈。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是十分幸运的。

他对我说了很多心里话。赞扬肯定了我一番之后,也不无担心地对我说:“老王啊,你个性强,性子急,心直口快,今后要尽量克制忍耐啊,否则要吃亏的”。我无奈地一笑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

他告诉我,他要调走了,不久就要离温,到省体改委。我心里咯噔一记,瞠目结舌,无话可说。浙江的改革不是被“淡化”了吗?体改委不也是名存实亡了吗?能干事的无事可干,市委书记转眼间成为“安置户”,还美其名曰“平级调动”,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一个月后,在温州呕心沥血、披荆斩棘奋斗了5年之久的市委书记,在跌宕起伏的改革大潮中勇往直前的董朝才同志,卷起铺盖离开了温州,到省体改委──这个已经“被遗忘的角落”任职去了。

年年底,他来到永嘉,一来看这里的工作有何进展,二来也是看看我。

我是年1月12日到永嘉的。当年干的主要几件事他都清楚。一是打击取缔虚假广告。我向刘锡荣书记立下“军令状”:“打不掉虚假广告,引咎辞职!”用了5个月时间,总算彻底解决了这一“老大难”问题,永嘉虚假广告从此销声匿迹。二是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改革工业管理体制,我是上半年向他请示、商议后下决心的。永嘉工业管理体制十分混乱,严重阻碍经济发展。但当时只讲整顿,不提改革了,问他怎么办。他说:“改革是为了发展,发展有什么错?”于是我冲破重重阻力,立即进行这项改革。他到永嘉时,新体制已开始运行,非常高兴,并和随同前来的颜春友同志总结剖析了永嘉县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做法与经验,以《审时度势,敢为人先》为题上报省政府,中国《改革时报》也作了长篇专题报道。

他对我说:“你的经历、能力和年龄,正是干工作的最好时期,好好干吧。”可是他的这个祝愿也没有成为现实:年底,浙江“反和平演变”愈演愈烈的时候,我意想不到也被套上莫须有的“政治问题”免去了县委书记职务,调回机关。他闻讯后愤愤不平,以十分深沉的口气告诉我,一定要经得起,想得开,挺得住,为改革而付出的不要后悔。我说,请放心,我能挺得住的。

我挺过来了,因为我有精神力量。老书记董朝才对自己的付出无怨无悔,身处逆境坦荡如砥,就是我的榜样。

改革者的命运,何其相似乃尔!

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后,新闻媒体大量报道南巡讲话精神。一天他来温州,我和他一起看到了电视上这样的画面:浙江一些正在标榜自己如何“坚持改革”、如何“支持温州改革试验”、如何“推行市场经济”而慷慨陈词的人,正是当初坚决主张“淡化改革”、指责改革试验“方向错误”、批判市场经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而真正对温州的改革作出贡献的人,此时大都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我想起了列宁对那些“政治投机商”进行入木三分的讽刺:

“当桃子快熟时,首先活跃起来的是那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懒者,投机商与赌棍。”

种桃子的人,往往都是想不到或轮不到摘桃子的,如董朝才。

…………

每当我想起这些往事,历历在目,感慨万千。一切都过去了。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而历史应该是十分尊严、完全真实的。

历史记下了董朝才:他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一个卓越的领导干部,一个无私无畏的改革勇士,一个大写的“人”。

年7月于温州

(本文来自年第9期《温州学刊》作者:王运正)

董朝才,浙江江山市人,年12月出生,年5月参加工作。年12月在金华市委书记的任上调任温州市委书记,年2月调离温州,到省体改委工作,年离休,年2月20日去世,享年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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